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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皇帝学佛记

雍正皇帝学佛记

  

    清世宗雍正皇帝(1678—1735),名胤祺,自号圆明居士,在位十四年(1722—1735),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、乾隆皇帝的生父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之隆盛,在中国历史上可比于汉唐盛世。后人大多知道汉唐盛世得益于帝王内用黄老之术,而很少有人知道清朝帝王实深通于佛教禅宗心法,尤其是这三代盛世中承上启下的雍正皇帝,更有融法王兼人王之尊于一身的殊胜风采。
  雍正在禅宗上的修证主要得益于章嘉呼图克图的教授与印证,章嘉呼图克图是圣祖康熙皇帝敕封的“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”。对于章嘉呼图克图,雍正称赞“乃真再来人也,实大善知识也,梵行精纯,圆通无碍,中外诸土之所皈依,僧俗万众之所钦仰”。

  雍正自幼喜读佛典,广交僧衲,深通佛理,于康熙五十年(1711)在章嘉国师指导下禅坐,连续两日,“即洞达本来,方知唯此一事实之理”。当时章嘉国师认为只是初入堂奥,如针隙观天,勉励其更求进步,雍正遂于当年二月于结云堂闭关参求,“十四日晚经行次,出得一身透汗,桶底当下脱落,始知实有重关之理”。遂又问证于章嘉国师,国师认为这仍不过是庭院观天,应该更加勇猛精进;于是雍正“仍勤提撕”,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于堂中静坐,“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,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,物我一如本空之道,庆快平生”。章嘉国师称赞道:“王得大自在矣!”到此才得到章嘉国师的最后认可。雍正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惟一一位真正亲参实悟、直透三关的大禅师。

  雍正继位登极以后,于政务之暇,不惜以九五之尊,躬自升堂讲经传法,自号圆明居士,近从王室宗亲,远至和尚道士,无不从学如流。雍正阅读《指月录》、《正法眼藏》、《禅宗正脉》、《教外别传》等禅宗语录,认为这些语录的选编中“但图人人有分,个个不遗,纷纭杂陈,撩乱错出,蝌蚪与神龙并游,野狐与狮子齐吼”,特别批评当时迦陵性音禅师选编的《宗统一丝》,更是“错杂不堪”,“尤为乖谬”。雍正认为,这些语录,令“饱参者尚或一时目迷,况初学之人,岂不观之而愈惑,求之而愈远,其为毒害,奚可胜言”!针对当时禅法“去圣日远,宗风扫地,正法眼藏垂绝如丝”的状况,历时数年亲自“选辑从上宗师吃紧为人之语

  刊示天下后世”,以“唱导十方,使如来正教有振兴之象”,因此在雍正十一年(1733)刊行了这部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——《御选语录》。

  雍正选编的原则是,不重虚名浪誉,惟看是否达到真实理地;不尚美言佳句,只看是否从性地流出。雍正亲自选编出了十二位主要禅师的重要语录及其他五百多位禅僧、居士的禅语,同时还收录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禅语。特别是,在每卷语录之前,雍正亲自御制序言,谆谆提示,阐明心要,指示学人,实在是十分难得的点睛之笔。

  雍正别具慧眼,发前人之所未发,在《御选语录》中首先收录了僧肇的《肇论》、《宝藏论》等论文。僧肇生于达摩东来以前,因此前人从未将他列入禅师之中,但雍正认为僧肇诸论“非深明宗旨,何能了了如斯”!所以加封僧肇为“大智圆正圣僧”。本书还收录了紫阳真人的禅宗颂偈,紫阳真人张平叔是中国道教史上重要人物,所著《悟真篇》与《道德经》、《阴符经》齐名,雍正认为,这些禅宗颂偈“一一从性地演出西来最上一乘妙旨”,“篇中言句直证了彻,直指妙圆”,所以加封张平叔为“大慈圆通禅仙”。同时,本书还选录了净土祖师莲池大师的《云栖法汇》,雍正认为“净土法门,虽与禅宗似无交涉,但念佛何碍参禅,果深达性海之禅人,净业正可以兼修,于焉随喜真如,圆证妙果”。因此可以看出,《御选语录》已经完全打破教下与宗门、佛法与道教、禅宗与净土宗的门派之见。正因为这部《御选语录》处处显示了雍正皇帝的真知灼见,所以历来被列为真参实证的学人终生必须阅读参究的一部重要经典。

  雍正认为,释迦牟尼佛“普说三藏十二分,文字至为浩瀚”。对于如此浩瀚的大藏经卷,一般学者如何拣择呢?于是雍正皇帝于“万几余暇”,“随喜教海”,“展诵易周者若干部,每部各亲录数十则”,编选出了《御录经海一滴》。这是由雍正皇帝亲自从大藏经里编选出的一部佛教经典精华读本。对于这个精华读本,雍正自誉:“朕今以不拣择拣择,故所采所录不独震旦经藏,未尝缺遗一言一句,即西天未来古佛未说者,亦复不增不减,无欠无余焉”。

  对于永明延寿的《宗镜录》,雍正认为,“全引佛经,录其纲骨,不特是三藏十二分之旨,并且是三藏十二分之语”。“语其少,则不立一字;语其多,则该遍恒沙。无一点一画而非佛心,无二言一句而异佛口”。《宗镜录旷诚为绍祖佛之鼻子.破魔外之将军,救众生之慈父,教百世之宗师也”。于是雍正亲自“刊十存二,录其大纲,所以俯徇机宜,引人入胜。盖永明以《宗镜》为大藏之向导,朕又以《宗镜大纲》之书,为《宗镜录》之向导耳”。

  雍正在编造《御选语录》的同时,发现密云语录内的“法藏之言”,不禁惊骇其“全迷本性,无知妄说,不但不知佛法宗旨,然即其本师悟处,亦全未窥见,肆其臆诞,诳世惑人”。认为“此真外魔知见”。又其“魔嗣弘忍,中其毒者,复有《五宗救》一书,一并流传,冀魔语之不朽,造魔业于无穷”。

  雍正感叹:“朕今不加屏斥,魔法何时熄灭?”于是下令将法藏语录、《五宗救》等书全部销毁,发现民间隐匿者一律法办。同时,他亲自着手将《五宗救》一书,“狂悖甚者,摘录八十余条”,“逐条驳正,刻入藏内,使后进具正知见者,知其魔异,不起他疑”。于是便有了这本《拣魔辨异录》的著作。

  由于时代久远,雍正编选、著述的各种佛教著作流传不广,有的世间已不多见。现在我们主要依据乾隆大藏经等版本重新标点、校勘,整理出了这套《雍正御制佛教大典》,以便于社会各界的专家、学者来研究雍正的佛学思想与治国之道。
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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